殷星辰:警惕带恐怖色彩的个人犯罪

　　昆明的这起公交车连环爆炸案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也正是因为它发生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从政府到公众，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生怕出事。殷星辰认为公众不必对所处环境的安全产生过多焦虑。

　　无论是有组织的恐怖袭击，还是个人带恐怖色彩的犯罪，对无辜的昆明市民发动的这次袭击都是世界上最恶劣的犯罪行径。

　　“奥运当前，我们面临的恐怖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国际恐怖势力、国内民族分裂恐怖势力以及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严重的刑事犯罪。”在北京市反恐情报专家、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殷星辰看来，昆明公交车连环爆炸案更像是一起源于个人泄愤、报复社会而引发的个人恐怖犯罪。

　　“不以炸死多少人为目的，而是为了 制造恐慌，扩大影响。”殷星辰说，“云南始终不是恐怖袭击的主要方向。”他分析，硝铵是我国比较普遍的工业炸药，其实就是一种土炸药，这起爆炸，很可能是定时引爆，很多五金店现在都可以买到定时器。

　　对于现代恐怖主义的定义，一般有三个要素，一是非法暴力，二是滥杀无辜，三是带有政治目的。现在尚无证据表明昆明的这两起爆炸案有怎样的政治目的，不过，却敲响了国内反恐的警钟。

　　爆炸案发生前四天，公安部反恐怖局印发了《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并通过官方媒体向公众提示：恐怖事件高危期已至。

　　应该说，这是基于奥运形势下的特殊警示，手册详细介绍了常见恐怖袭击的形式，对恐怖嫌疑人以及各种恐怖袭击手段的识别，并指导公众在各种场合下遭遇恐怖袭击时如何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规避危险。

　　公交车连环爆炸案的发生，让人们突然觉得翻看这本《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变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恐怖袭击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现在，人们突然强烈意识到，带有恐怖色彩的个人犯罪的阴霾似乎一下子逼近了。恐怖威胁不在别处。这时候，人们不由自主觉得恐怖的威胁上升，其实也是心理作用，源于关注度的提高，事实上并不代表恐怖事件的增多。

　　昆明的这起公交车连环爆炸案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也正是因为它发生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从政府到公众，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都不希望盛会期间发生意外。殷星辰认为公众不必对所处环境的安全产生过多焦虑。

　　不过，这起爆炸案倒确实让人们骤然深切领悟了奥运安保工作的必要性。爆炸案发生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诸多城市都加强了公交的安全措施，一些城市甚至派上便衣警察跟车保驾。所有的城市突然明白，原来安保不仅是奥运主办城市、协办城市的事，在城市公共安全方面，没有旁观者。

　　除了考虑奥运因素，各地动作如此迅速的原因还有，昆明的这两声爆炸，让大家意识到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漏洞。奥运终将会过去，对经济正在崛起并且不断走向国际的中国来说，公共突发安全事件是一个大家不得不开始关注的话题。

　　“我对北京奥运安保充满信心，北京的经验是发动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大治安运动，这也是我们考虑的后奥运时代的安保遗产。”殷星辰说。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的安保、情报、反恐部门，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奥运期间，北京市将有40万名城市志愿者和100万名社会志愿者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为奥运保驾护航。

　　“逢奥必扰，已经是恐怖势力的规律，北京奥运过后，我们面临的压力将得到缓解，但公共安全和反恐斗争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殷星辰认为。

　　在反恐工作中，技防、人防、物防，最为关键的还是人防。2001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先后建立起专门的反恐机构，反恐正在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反恐。

　　有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必须扭转，我们通常认为只有不安全的形势下才会加强安全措施，实际上加强安全措施只是为了更加安全。

　　殷星辰认为，在奥运会结束后的更长久的趋势里，我们的城市公共安全肯定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多元化挑战。

　　昆明的爆炸声理应成为其他城市的警钟。我们应该从《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开始，构建一条与专业安保部门相辅相成的民众反恐防线。

    于建嵘：化解矛盾不能有“黑洞”

　　在反恐的战斗中，每个公民都不应置身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短期内，我们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个人防范，但长久之计还是要解决好转型期的深层次的矛盾。”

　　“对我们的城市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一是恐怖袭击，二是来自社会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后者恐将成为主要问题。”

　　于建嵘认为，长期的社会利益失调，带来诸多社会不满，“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忽然感觉出了很多事情，不过，这和这一阶段的社会心态有关。”

　　“包括瓮安事件、杨佳事件以及昆明公交车连环爆炸案，其实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泄愤、二是个人报复社会，三是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犯罪。这让我们忽然间觉得不那么安全了，其实，并不代表这一阶段我们的社会矛盾激化了。”于建嵘说。

　　“我们不能草率地把我们遇到的爆炸案等同于西方发生的那些恐怖袭击，后者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的，而我们，可能只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情况并没那么严重。大家要放松心态。”

　　社会转型期产生的矛盾如果激化，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一就是社会泄愤，二就是个人对社会的报复行为，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恐怖犯罪，但绝不是恐怖袭击。

　　于建嵘说，“这些问题不因奥运的到来而产生，也不因奥运结束而消失，只不过，可能因为奥运是一个心理时间的窗口，这些社会心理提前了。”

　　于建嵘说，有些人期望在奥运前解决自己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现在各地也都在忙着矛盾排查，缓解社会矛盾，防止发作到奥运会上去。

　　“但问题是，政府不是一下子就都能解决得了的，有些人也未必肯接受政府的解决方式，我要劝大家平和一点，奥运会过去后，该解决的还是会解决的。”他认为，奥运会过后，社会心理状态会迅速恢复、调整，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松懈下来，“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走向平和，另一个就是反而出现问题。不过社会心态走向平和的趋势是肯定的。”

　　于建嵘说，奥运会过后，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冲突事件多发期，这也是国际上进入社会转型期的规律，无论是社会泄愤事件还是个人报复社会的行为，病态是两种，病因却是一个，那就是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导致的对社会的不满或绝望情绪。

　　“短期内，我们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个人防范，但长久之计还是要解决好转型期的深层次的矛盾。和谐社会不代表没有矛盾，和谐社会关键是化解矛盾。”于建嵘说。

　　他认为，有两个根本性的办法，第一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表达体，第二就是要护卫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我还是要说呼吁大家保持平和心态。”于建嵘提醒，对地方政府而言，要思考化解社会矛盾，是给对方“隧道”还是“黑洞”，“隧道再长也有个希望，但黑洞就可怕了。”

　　“一旦走进黑洞，产生绝望，直接产生的社会后果就可能是公共安全付出代价。”

    城市公交的黑匣子

　　这套视频监控系统由视频监控主机、摄像头、存储介质组成，通过安装于车内的摄像头，可以对车内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将多路视频录像实时存储于车内监控主机，可以定期将车内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