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文”介入之前，此事的“真相”其实并不复杂。一是，院方对于死者死因的医学解释，是否足够客观；二是，家属在与院方的沟通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严重扰乱北医三院正常医疗秩序”的现象，又是否牵涉到“职业医闹”。对于前者，既然双方无法达成共识，那么，请示第三方调查机构或主管部门进行专业调查，答案应该不难得出；至于第二方面，医院监控以及警方出警记录，也应该能够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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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知产妇之死，最终上升到两个机构之间，甚至是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一次站队事件，这无论如何都是耐人寻味的，它或呈现的是一种“升级版”的医闹形态。而要迎来医疗纠纷的良性处置，无论是医方还是患方，恐怕都必须要走出“公函”的迷途，代之真正让真相、事实说话。具体在这起事件中，事情到了这一步，也不再只是纯粹的死者家属与院方之间的“私人”纠纷，除了医疗上和沟通过程中的“真相”需要厘清，中科院理化所的红头文件是否符合程序，中国医师协会的公文和立场又是否足够恰当，都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事实上，作为“高知”机构与知名医院，在医疗纠纷发生后，不是找第三方机构来仲裁、调解，而都是由各自的“背景”来出面表达“态度”、立场，实在发人深省。要知道，早在2011年5月，北京市就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1月11日，一名高知孕妇在北医三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为先后三份官方声明的出现，事件迅速在网上发酵。先是死者单位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发函，请求医院给出一份真实、完整的调查结论；紧接着，北医三院回应事件经过，并指出死者家属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严重扰乱医疗秩序；至16日，中国医师协会发布声明力挺院方，质疑中科院理化所发声明的程序合理性，并表示相信法律会给纠纷双方一个交代。（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5版）

中科院要表达对员工利益的关切，其出发点并非不可以理解，但通过发公函的方式，则或有“介入过深”之嫌，其“言外之意”很容易被放大；而中国医师协会在无第三方调查结果公布前，就发布声明力挺院方，并质疑中科院理化所公函的程序合理性，同样也可以说是“用力过猛”。于是这种外力“干预”下，原本家属与院方之间的纠纷，则导向了中科院对中国医师协会甚至“科学家”对“医生”的站队角力。而医疗纠纷焦点的如此转移和模糊化，，无疑不利于真正问题的解决。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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