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状元袁嘉谷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自己百无一好，却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他称之为“滇癖”。何谓滇癖？就是对云南一往情深的热爱与眷念，对云南地理与文化无法割舍的情感。通俗地讲，就是常言的“家乡宝”，表面上有着盲目的嫌疑，却透出骨子里的热爱。

袁嘉谷的时代，有滇癖的不只是他一人。袁嘉谷到晋宁方家村找方树梅聊天的时候，送了后者一副对联：“恋母甘于宦途远，爱乡喜与古人亲。”前一句说的是方树梅家有80岁老母，他一直在家侍奉；后一句说的是方树梅致力于整理云南先贤文献。袁嘉谷很感慨地说，他们都是滇癖患者。

也因为这样，袁嘉谷赞赏方树梅之弟方树功“安于畎亩，厥品独高”，树功诗文说：“我家世为农，日日勤耕作。锄禾我田中，带经尚咀嚼。我田事粗毕，邻工转有约。”

另一个滇癖大家陈荣昌，在为李根源所辑《明滇南五名臣遗集》序言里，从学理和情感上梳理这种滇癖根源，他说：“人必有所慕，然后有所效；有所效，然后有所成。”陈荣昌推崇的成才之路是，先从一乡之先贤学起。因为地近情亲、十步有芳草，学起来也相对容易。

更何况，明代安宁杨一清、澄江孙继鲁、弥勒杨绳武、昆明傅宗龙、禄丰王锡衮，这五人不仅是云南之先贤，更是国家之先贤，杨一清、傅宗龙都做过兵部尚书，孙继鲁做过巡抚，杨绳武出任过蓟辽总督，王锡衮入过内阁，他的风节亭现在还在云南大学内，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情感。

袁嘉谷、陈荣昌、赵藩等人编撰的《云南丛书》，“举有史以来滇贤之巨制，网罗荟萃，群珍毕集，具一省之文献”，可谓是这种情感之体现。

有人问李根源，他留学日本，可阅世间名著，一个有着世界眼光的人为什么编一本云南人的书？李根源回答，正因为如此，才觉得家乡之先贤可贵，一，他们确实有值得传承的才华与品质，二，自己是云南人，情感上与他们更亲近。其后李根源主持编辑《永昌府文征》，故乡，不仅仅在生活里，还在历史和文字之中。

因为有这些滇癖大家的努力，晚清的云南才开始有了自觉的文化意识。陈荣昌说，云南这个地方，自古属于蛮荒之地，也别妄想别人来为云南文化推波助澜，建设云南文化只能靠云南人自己。

1934年，多位云南乡绅为方树梅筹钱外出访求滇云文献，方树梅走访了粤、桂、沪、苏、宁、京、鲁、陕、皖、赣等省，行程覆盖大半个中国，找到了许多失落的云南古籍，也劝回了许多有“滇癖”情结的人，比如后来的学术大家方国瑜。

有了这些大家前赴后继的沧海求珠，方有今日云南文化之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