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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仗本应在半年前的旱季开打的，但蒋先生翻来覆去地往后推时间，为了得到美英盟国更多的援助和承诺。开始看到这段历史，只想到蒋介石与美国人就在自己国土上的反攻还价，一副青皮嘴脸，拖到天雨如注的时节，多少士兵枉死。后来读到黄仁宇先生的一段说法，他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日本士兵们是从不计较作战条件与环境的。所以也是在抗战中，蒋先生向一位将军询问战事进展，将军告诉他：在下雨。蒋介石眉都不皱一下：没有雨。黄仁宇先生讲，蒋介石当然知道是在下雨，但是他的日本士官的学养让他从骨子里忽视一切艰险。

　　我想到在那片战场上，每一位高级将领都会喜欢蒋先生这样决死的士官，可惜的是，这位士官思维的军人不幸成为了中国的军事统帅。一句“没有雨”，而冲上战场，于单兵可能只是皮肉之苦，而于十万之众的大战役，就是在弹火之外凭空再冤死掉的上万年轻生灵。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没有雨具，蹬着草鞋，衣不蔽体，食不裹腹，黄皮寡瘦，目不识丁的在冷雨中滚得像泥猴一样的父辈军人们以成千累万的血肉之躯打下了那座耸入天际的大山。高黎贡山之战，打到几位被严令不上火线的美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兄弟一起冲锋，一起阵亡；打到智勇双全的抗日名将叶佩高师长几次因为久攻不下竟要吞枪自尽，打到日本人靠吃同伴的尸肉苟活与顽抗，打到尸身上的蛆虫排成白色的河流与人争道，打到山上血色的溪流竟然染红了几十公里外本应碧绿清冽的汹涌怒江。但是，我们胜利了。

　　这个被忘却了多少年的高黎贡山之战于我们饱受屈辱的国家是有着多重历史的地标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国军队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对强悍的侵略者发动坚决的反攻；它标志着中国军人的坚韧、勇气和顽强一旦被激发，丝毫不怯于素以敢死著称的敌国军人；它标志着就读于日本军事学校的许多中国将领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打败曾经的老师；它同时标志着在五大国中其实最为贫弱的中国军人们取得了反法西斯战场的海拔最高的胜利。

　　在高黎贡山垭口的北风坡，李正老师专门看了手中的海拔高度表：3190米，那里距离垭口肯定不止十米的高程。我们望着眼前那片小溪纵横的开阔地，六十年前的那个五月，那片绚烂的花丛中，曾经仆倒着多少我们年轻的父辈。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说，他想在那片比花园还美的湿地上建一座雕塑。我想象着他描述的那座纪念碑，那是一位已被大半掩埋的战死者，浮出花丛的洞穿的钢盔，挣扎于泥土外的一只穿着草鞋的赤脚，削瘦而青筋裸露的手臂，和仍然紧握着的那枝步枪，刺刀指向山巅。在那柄按比例超过十米长的刺刀上，镌刻所有参加过那场伟大战役的将士们的英名。

　　我真希望看到那座纪念碑的建立。我还希望在我们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上在介绍高黎贡山的那一课加上这样一句：在这座山上，我们中华民族取得了一百年屈辱之后海拔最高的胜利。我确信，这句话，比纪念碑更重要。